1938年6月,我刚刚从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毕业。一天,我在长沙聆听了共产党人徐特立的演讲:“青年学生们,到西北,到延安去,保卫和建设我们的大后方。”徐特立的演讲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我,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
1942年9月,我来到兰州,自己动手创办西北第一所高级护理学校。从此我一直从事护理事业,直到全国解放并担任西北高级护理学校校长。记得一次彭德怀同志问我入党没有,我回答:“成份不好。”彭老总笑着说:“我们党讲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个人表现嘛。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你的。”一句话,使我为之奋斗了一生,也为此追求了一生。
1952年7月12日,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
不久,中华护理学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你姓黎,还在西北工作吗?西北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从总理的话语中,我又一次获得了力量。于是,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开始,我被关进了“牛棚”。我也曾想了却一生,可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话,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回到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再次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的心愿,递交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
1978年7月1日,当我61岁时,夙愿终于实现了。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眼含热泪。
我有68位亲人在海外,只有父亲的坟墓和我留在国内。我虽然独身,可并不孤单,逢年过节,学生们总要和我一起吃顿团圆饭。80岁那年,我荣获全军第一个“南丁格尔奖”。如今我已立嘱身后将遗体供医学研究,再为党作最后的一点奉献。
(黎秀芳系全军第一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