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情况
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于XX年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今年以来，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矫正实施阶段。通过近三年的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和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的情况，目前的社区矫正取得了初步成效，可慨括为三个基本，一是基本上构筑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组织，具体表现为全市26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上对社区矫正工作给予保障；二是基本上按照中央、省、市上级部门的要求，认真贯彻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基本上制定了工作流程、职责、制度，部门衔接、队伍建设、保障措施等制度框架，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了有效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帮助服务。但由于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责权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不强，在社区矫正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执法与执行上分离。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则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工作。由此，社区矫正从过去的公安机关单一管理改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体制。从形式上说，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而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却没有刑罚的执行权。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社区矫正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
2、监督管理措施乏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的监管规定存在一定缺失，导致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必要的工作手段，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到位。一是奖惩考核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奖励的实际上只有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至于缓刑对象必须要“重大立功表现”才可以获得减刑，假释对象“一般不得减刑”，剥夺政治权利对象则没有减刑奖励。二是监督管理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违反监管规定可予以收监执行的只有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对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就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外出打工或下落不明时，见档不见人的，见人不见档的，占有相当比例而无相应处置措施。三是部分矫正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参加劳动的内容。虽然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该规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对象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于XX年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今年以来，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矫正实施阶段。通过近三年的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和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的情况，目前的社区矫正取得了初步成效，可慨括为三个基本，一是基本上构筑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组织，具体表现为全市26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上对社区矫正工作给予保障；二是基本上按照中央、省、市上级部门的要求，认真贯彻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基本上制定了工作流程、职责、制度，部门衔接、队伍建设、保障措施等制度框架，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了有效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帮助服务。但由于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责权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不强，在社区矫正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执法与执行上分离。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则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工作。由此，社区矫正从过去的公安机关单一管理改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体制。从形式上说，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而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却没有刑罚的执行权。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社区矫正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
2、监督管理措施乏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的监管规定存在一定缺失，导致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必要的工作手段，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到位。一是奖惩考核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奖励的实际上只有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至于缓刑对象必须要“重大立功表现”才可以获得减刑，假释对象“一般不得减刑”，剥夺政治权利对象则没有减刑奖励。二是监督管理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违反监管规定可予以收监执行的只有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对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就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外出打工或下落不明时，见档不见人的，见人不见档的，占有相当比例而无相应处置措施。三是部分矫正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参加劳动的内容。虽然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该规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对象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