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以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直到孔子时期，“诚”还未形成为理论概念。孟子时不但已经形成为理论概念，而且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这里，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人的规律和诀窍。荀子发挥了“诚”的思想，指出它为“政事之本”。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如神，有了诚笃的品德和态度，就可以贯通多种仁义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只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成为圣贤们体察天意，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宋代周敦颐进一步认为“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把包括诚实在内的“诚”看作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程颐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也”其见解入木三分。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地继承了“诚”这个范畴，肯定诚实是社会公德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诚实之主要的道德要求逐渐明晰为：忠诚、正直、老实。忠诚的主旨是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当然，这种忠诚不是盲目和狭隘的“愚忠”，而是认同于崇高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正直，是指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坦率。老实，则特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信，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信”的含义与“诚”、“实”相近。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无欺之语。隋国大夫季梁说：“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有的纯朴的社会被逐渐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但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经儒家的提倡，“信”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他要求人们“敬事而信”。他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和孟子都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强调“朋友信之”，“朋友有信”。而历代当权者大都将“信”作为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左传·文公4年》中说：“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吕氏春秋·贵信》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并对“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竭遇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说：“以实之谓信”，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相同。在儒家那里，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信，诚也”，“诚”与“信”的意思十分接近。
由此看来，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认为诚实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处己立身，成就事业的基石。总之，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