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包容——布隆伯格的XX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
感谢凯蒂，感谢福斯特校长、哈佛大学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还有迎接我回校的所有教职员工、校友及同学们。
站在这里，我非常激动，不仅是因为我能在哈佛大学第363届毕业典礼上面对各位优秀的毕业生及校友讲话，更是因为能站在去年奥普拉曾站过的地方。天啊。
下面让我从最重要的环节开始：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XX届毕业生们，这是他们应得的。
不管怎样，今年的校园很令人振奋：哈佛橄榄球队连续第七次击败耶鲁，男子篮球队连续两年打入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冠军赛的第二轮，还有男子壁球队则获得了全国冠军。
谁会想到：哈佛，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运动天团!(开个玩笑)不久后，可能就会有人问，你们的学术水平是否能和体育水平相媲美?
我个人与哈佛的关系缘起于1964年，当时我从巴尔地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并到这里的商学院就读。
你们或许在想，或者和身旁的人窃窃私语：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混入哈佛商学院的?而且他的学术成绩总能排在全班前列?我不知道，比我自己更惊讶的可能只有我的教授了。
总之，今天我又回到了剑桥[注：剑桥为哈佛大学所在地]。我注意到，这里跟我学生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广场附近我曾经很喜欢的三文治售卖点elsie’s，现在成了卷饼店。曾经提供美味啤酒和香肠的乌斯特豪斯，现在成了工艺美食酒吧，不知道这是啥。还有原来的霍利约克中心现在改名为史密斯校园中心。
你们难道不讨厌所有东西都用校友名字命名吗?今早经过河边的哈佛商学院彭博中心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说点高兴的，哈佛仍然秉承着50年前我刚入校时的优良传统，依旧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和其他顶尖学府一样，她处在美国民主实验的核心位置。
这些顶尖大学的目的不仅是增长知识，还包括推进我们国家的理想。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种自由的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我们多么不认同别人的观点。
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支撑民主社会根基的神圣信赖。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种信赖在君主、暴民、多数派的专制倾向下是很脆弱的。最近，大家频繁地看到这些倾向真实发生的事例，不管是在大学校园里还是社会上。
这是个坏消息，而且很不幸的是，我认为哈佛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城市纽约，也都目睹过这种倾向。
首先，来谈谈纽约。你们可能记得，几年前有些人试图阻止在世贸中心旧址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建一座清真寺的计划。
这是个情感的议题，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3的美国人反对在该地修建清真寺。即便是反诽谤联盟——这个被公认为全国宗教自由最狂热的捍卫者，也公然反对该项计划。
反对者发动集会和示威活动。他们谴责开发商，要求市政府终止这项工程。那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保障他们抗议的权利。但他们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我们拒绝向他们的要求妥协。
要求政府单独选出一个特定的宗教、阻止并且只阻止其信徒在特定区域建立其宗教活动场所的想法，这完全悖离伟大民族的道德原则，是宪法保护所不允许的。
我们这50州联邦的建立取决两大价值的结合：自由和包容。正是这两大价值的结合，震慑了XX年9月11日和XX年4月15日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
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个无神的国度。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能保护人类各种信仰和哲学认识的核心——自由意志。不过，这种保护需要依赖于我们时刻的警觉。
我们会这么认为：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确立。实际上并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我们需要坚决地拥护它，以确保法律条文下规定的人人平等，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信仰、言论和选择配偶的自由，如你所愿，你就必须包容我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自由。
我做的事可能会冒犯你，你可能觉得我的行为不道德或不正义。但你不能用你不会约束自身的方式来试图约束我，否则只会导致不公平。
我们在要求权利和特权的同时，不能否认其他人也同样拥有。这在城市中如此，对于大学亦然。我认为现今大学里对此原则的压制，似乎是自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的红色恐怖让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生命，他害怕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一种被他及其同僚们视为危险的思想。
不过还好他搞对了一件事——思想可以是危险的。思想能改变社会，思想能颠覆传统，思想能掀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权贵企图抑制思想，避免这些思想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及连任机会。
对苏格拉底与伽利略如此，对纳尔逊·曼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如此，对艾未未、造反猫咪乐队以及在伊朗制作《快乐》视频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抑制言论自由是人类本性上的弱点，每次出现时我们都需要同它进行斗争。对思想的不包容，无论是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思想，都是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背道而驰的，同样与顶尖大学和一流学术相背离。
大学校园处处充斥着一种观念，我想哈佛也不例外，即学者只有在研究符合特定正义观念的前提下才应获得资助。这种观念就是现代版的“麦卡锡主义”。
想想这有多么的讽刺，1950年代，右翼份子企图打压左翼思想。而如今，在许多大学校园，则是自由派正企图打压保守派思想，保守派教员正面临着成为濒危物种的风险。这种现象在常春藤盟校尤为突出，XX年总统大选时，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96%常春藤盟校教职员工的政治献金都捐给了巴拉克·欧巴马， 96%啊。与常春藤盟校的捐献者相比，前苏联政治局中的意见分歧高多了。
这一统计数字发人深思，虽然我也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再次当选，但我认为任何派别都不能独占真理或让上帝总站在他一边。
96%常春藤盟校捐献者偏向于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候选人，你不得不怀疑，这些大学中的学生是否接触到了顶尖大学应当给予的多元化观点。
性别、种族及定位的多元化很重要，但一所大学还应当有政治的多元化，否则称不上顶尖。实际上，为教授提供终身教职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而不怕研究主题和学校政治及社会规范不一致。
终身教职创立初期，主要是为了保护与保守派准则相冲突的自由派思想。
而现在，终身教职如果要继续存在，就必须保护与自由派准则相冲突的保守派思想，否则，大学研究和进行研究的教授将失去信誉。
顶尖的大学绝不能偏向于特定(政治立场)的党派，而自由的人文教育不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
大学的角色不应当是推动某种意识形态，而应当是为学者与学生提供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中立论坛，不让天平朝任何一个方向倾斜，不抑制不得人心的的观点。
规定学者以及毕业典礼演讲者，遵循某些特定的政治标准，会破坏整个大学的宗旨。
今年春季，令人不安地看到，一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者被取销了，甚至连邀请函都被撤回了，仅仅因为学生以及资深教员和管理人员的反对，令我相当震惊。学生姑且不论，其他人显然应当明白事理一些。
这在布兰迪斯、哈沃福特、罗格斯与史密斯等学校都曾发生过。我很遗憾地说，去年还发生在斯沃斯摩尔与约翰斯霍普金斯。
在这些例子中，自由派通过拒绝授予政治上与其相左的人荣誉学位，以此封杀不喜欢的声音。这是一种暴行，我们不应当让它继续发生。
如果一所大学，在邀请一位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时，还要对其政治立场是否符合，进行一再地审查，自由的死敌就赢了。
可悲的是，并不只有毕业季的演讲嘉宾会被审查。
去年秋天，我还在市政府的时候，我们的警察局长应邀到另一所长春藤盟校进行演讲，但他未能如愿，因为学生把他轰下台。
难道大学的宗旨不是鼓励讨论，而是封杀不同的声音吗?学生到底害怕听到什么?为什么当局不介入，制止这群暴民破坏演讲?难道没人考虑过，剥夺其他学生听演讲的机会，在道德上和学理上都是大错特错的?
我相信，今天的毕业生都读过约翰·穆勒的《论自由》。请允许我朗读其中的一小段：“限制别人不能表达意见的罪恶，是对人类的掠夺，是对子孙后代及当代人类的掠夺，是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掠夺更多。”
他继续写道：“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失去了一个几乎同样巨大的好处，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碰撞中产生出来的对真理的更加清晰的认知和更加强烈的影响。”
穆勒如果得知大学生压制别人发表意见肯定会毛骨悚然，他如果得知连教职员工都通常是毕业演讲者审查活动的一部分，肯定会更毛骨悚然。
如果享有终身职位的教授，压制那些持有他不赞同观点的人发声，那是高度的伪善，尤其是当那些抗议发生在自称自由宽容堡垒的新英格兰。
我很高兴的是，哈佛没有屈服于这些毕业典礼审查的挑战中，否则的话，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昨天就没有机会在教育学院发表演讲了。
有些学生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他们未能得逞，福斯特校长和院长立场都非常坚定。
正如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所说：“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确实应该被称颂。”
他是完全正确的，他为XX届毕业生上了宝贵的最后一课。
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任主席，我坚信一所大学的职责并非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
如果教员做不到这一点，行政官员和主管部门就有责任介入，并优先解决这一问题，否则的话，学生就带着封闭的耳朵与思维毕业，大学也就辜负了学生和社会的期望。
如果想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看今日的华府就知道。
我国面临的各类重大问题都在华府被裁定——包括我们的安全、经济、环境及健康，然而两党在处理所有问题时都没有考虑协作，而是看谁声音更大，以此压制对方，试图抑制和破坏与其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调研报告。我们的大学对这种模式仿效得越多，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糟糕。
我来举一些例子，数十年来，国会都禁止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枪支暴力的研究，最近国会又对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发禁令。你得问问自己，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今年，参议院延迟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卫生局局长——哈佛内科医师席菲克·莫西博士进行表决。原因是，他大胆地说，枪支暴力是一大应当处理的公共卫生危机。他胆子太大了。
来点严肃的：每天都有86位美国人死于枪杀，枪击事件也经常发生在校园中，包括上周发生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悲剧，除了说这是医疗失当，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在政治上，就如在很多的大学校园中一样，人们不愿意听到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事实，他们害怕这类事实。而且没有什么比科学证据更让他们恐惧的了。
年初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对其公立大学采用了新的科学教育标准，州议会尽然禁止在教学中提及自然选择，这就像教经济学却不讲供需。
你得重复那个问题，他们在害怕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和国会议员害怕数据会破坏他们意识形态一样，这些州议会议员害怕科学证据破坏他们的宗教信念。
若你想要证据，可以考虑这条：南卡罗来纳州一位8岁的女孩给州议员们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将猛犸象定位官方州化石，州议员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因为猛犸象化石早在1725年就在该州发现。然后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却将猛犸象定义为“第六天与其他陆生动物一同被(上帝)创造出来的”。
这事你不能胡编乱造。
在21世纪的美国，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壁垒仍在遭受攻击，这就需要靠我们来将两者分开。
很不幸的是，在遇到枪支与进化论时将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置于数据与科学证据之上的当选官员，大多都是不愿意接受气候变化科学证据的那些人。
别误解我的意思，科学怀疑主义是合理的，但是寻求更多证据的科学怀疑主义和意识形态上拒绝科学证据的顽固不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当选官员对科学都是这种态度，联邦政府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在大学投资科学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联邦政府用于研发的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是五十余年来最低的，这让世界其他国家有机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科学研究。
联邦政府在科学上是不及格的，跟很多州政府一样。
我们国家不应该背离科学，内部也不应该互相仇视。而各位毕业生你们有责任引领国家步入正轨，
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当我们能拥抱思想自由交流，接受政治的多元化，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健全，更加强盛。
我知道，我的演讲有别有于传统的毕业典礼演讲。事实上，这甚至可能让我无法通过人文系的论文答辩。但是，没有一个轻松的时刻，是说重话的好时机。
毕业生们，在你们一生中，不要害怕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管这事有多么不受欢迎，特别是在捍卫他人权利的时候。
站出来捍卫他人的权利，有时比捍卫自身权利更为重要，因为当人们试图限制他人自由的时候，你可能会保持沉默，这样你将会助长这种限制，哪天你可能也会成为受害者。
不要沆瀣一气，不要人云亦云，大胆说出来，反击。
我敢肯定这样做，你会受到批评。我敢肯定这样做，你还会失去一些朋友，树立一些敌人。我敢肯定你还会这样做。历史的弧线会偏向你这一边，而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更加强盛。
现在，各位毕业生经过努力赢得了今天的庆典，你们可以很自豪、很激动。明天，你们需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对每个人都更自由，并永远自由下去。
上帝保佑你们好运!